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刘军： 我们需要更多“合家欢”电影｜读+

一命与多命

一人一条命，任何人不能逾越这铁律。但是当“命”被引申为“生存机会”，又会出现“多命”的情形。最近NBA东部决赛，热火队一举打到3∶0拿下赛点，“四条命”攒在手中。然而对手凯尔特人队连扳三场，将比赛拖进抢七，硬生生拿回三条命，有机会创造历史。

比起体育竞赛，电影是提供多命的更好工具，可以让人看到更多他者连续、集中而精彩的生命生活。几乎每一部好电影都是一次全新的生命体验。小说、戏曲等等当然也能提供类似体验，但唯有影视能展现更切近、更逼真、更细致也更完整的过程。“音容宛在”，这是别的介质难以做到的。

儿童的特点是想象力天马行空，头脑里的条条框框尚未形成，正在起步、伸展的人生轨迹在他们脚下充满无限可能性。他们对于他者有无限的好奇，同情心、同理心似乎无师自通地高超。对于美好的向往，丑恶的厌弃，他们具有天然敏感。因此，儿童电影比起一般电影又多了许多特殊性，相比提供“他者生命体验”，它让儿童对世界的认知更加丰富，并且几乎无法预设。儿童电影对幼小心灵的塑造，完全可以达到鬼斧神工的地步，其影响足以让人一辈子挥之不去。

因此对儿童影视作品的创作我们决不能等闲视之，可能要当作行业金字塔来对待。（刘功虎）

“六一”儿童节前夕，北京电影学院教授、中华爱子影视教育促进会副会长刘军来到湖北省图书馆“长江讲坛”，开讲《打开儿童电影这本书》，并接受长江日报《读 》周刊专访。

刘军在“长江讲坛”上。

中国儿童电影曾“三获柏林大奖”

刘军登上讲台，他首先播放了电影《风云儿女》片段：“中国是特别重视电影的国家。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我觉得中国的儿童，都应该看看《风云儿女》，这部电影应该进入我们的校园。”

接下来，刘军如数家珍，讲述了中国儿童电影的历程。1905年，中国拍出第一部电影《定军山》；1922年拍出无声片《顽童》，这是中国第一部少年儿童短片；1923年中国拍出第一部少年儿童故事片《孤儿救祖记》；到1949年，中国电影工作者共拍摄了23部少年儿童故事片，其中包括《三毛流浪记》这样的佳作。

从1949年至1966年，我国共创作了39部儿童电影，其中以战斗英雄、革命历史为题材的有近20部，如《鸡毛信》《小兵张嘎》；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大批具有中国艺术特色的儿童美术片，如《小蝌蚪找妈妈》《牧笛》《大闹天宫》等。

1981年6月1日，专门生产儿童影片的北京儿童电影制片厂（1987年3月10日改名为“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成立，该厂每年生产儿童影片6部，加上上海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天山电影制片厂等每年共生产的6部儿童电影，全国平均每个月都有一部新生产的儿童电影投入市场放映。1985年，中国电影“童牛奖”诞生，系全国电影四大奖之一。

上世纪80年代出品的《泉水叮咚》《应声阿哥》《少年犯》《失踪的女中学生》《霹雳贝贝》《豆蔻年华》《城南旧事》等影片都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反响，成为70后、80后年轻人一份珍贵的童年记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从1991年到1993年，《哦，香雪》《火焰山来的鼓手》《天堂回信》等三部儿童影片连续获得德国第41—3届柏林国际电影节儿童影片金奖。这是中国电影在国际上获得的罕见佳绩。

上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儿童电影在艺术表现手法和题材范围都有所丰富，出现了《烛光里的微笑》《花季雨季》《一个都不能少》《漂亮妈妈》等深受青少年喜爱的作品。为了帮助儿童电影进入学校放映和交流，1995年7月14日成立了全国性的社团组织——中华爱子影视教育促进会，由著名导演谢添担任第一任会长。但是儿童电影的市场也受到当时中国电影整体市场的影响，在录像厅和电视的竞争下，中国电影的票房跌入了谷底，儿童电影更是被逐步挤出了电影院线。

但是电影界对于儿童电影的关注和创作热情并没有消失。从1999年张艺谋导演的《一个都不能少》开始，许多著名电影人都尝试拍摄儿童题材电影，陈凯歌导演的《和你在一起》等都为儿童电影在题材和艺术表现的挖掘上作出了有益的尝试。

“中小学生每学期至少免费观看两次优秀影片”

电影发行和放映机制改革，给儿童电影的生产带来极大的生产力解放。从2004年开始，儿童片的年度生产数量激增，2005年达到30部，2007年达到54部，然后就一直保持在每年50—60部的规模，2012年生产了97部。这段时间的儿童电影多以电视电影或数字电影的形式生产，制片成本大都不高。但生产主体的多样化，促进了儿童影片在题材、类型和风格上的空间开拓，尤其是年轻导演的出现令人关注，这段时间比较优秀的作品有《暖春》《棋王和他的儿子》《上学路上》等。

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提出“美育是审美教育，也是情操教育和心灵教育，不仅能提升人的审美素养，还能潜移默化地影响人的情感、趣味、气质、胸襟，激励人的精神，温润人的心灵”，“普通高中……要创造条件开设影视等教学模块”。

2018年，教育部、中央宣传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中小学影视教育的指导意见》，提出“力争用3—5年时间，全国中小学影视教育基本普及”，强调要把影视教育作为中小学德育、美育等工作的重要内容，纳入学校教育教学计划；使观看优秀影片成为每名中小学生的必修内容，保障每名中小学生每学期至少免费观看两次优秀影片；要注重遴选思想性、艺术性强，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符合青少年身心特点和认知规律的优秀影片，推荐给中小学生观看，建立少年儿童影片资源库，提供给农村、社区和校园院线进行放映。

202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要求义务教育阶段逐步开设舞蹈、戏剧、影视等艺术课程。

2022年，教育部制定了《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提出在有条件的地区和学校，可从7年级开设影视（含数字媒体艺术）课程，学习任务主要围绕“初试影视技术”展开，“重点学习运用影视技术呈现画面、声音和蒙太奇的基本知识”。而到了8～9年级，则要求学生从音乐、美术、舞蹈、戏剧、影视（含数字媒体艺术）中至少选择两项学习。如果选择“影视”课程，两年的学习，要在两年的学习中， 完成“记录生活”“重现历史”“编导故事”和“探索数字媒体艺术”的学术任务。具体的讲，就是——要能够欣赏优秀影视作品，辩析其中的技术元素，能够借助移动终端记录生活；能够借助软件将各类视觉、听觉元素进行初步组接与合成，要掌握运动画面拍摄与制作的基本技巧，掌握影视声音录制与合成的基本技巧，掌握影视（含数字媒体艺术）制作软件的基本使用技巧。

这些本领，今天的家长很多都还没有掌握。刘军则认为，这种“媒介素养”是一代新人走向世界的必需，中国人必须学会用影像讲故事。

刘军看好国家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新课标给中国儿童电影事业带来的机遇。此次，中华爱子影视教育促进会来到湖北，不仅是在武汉做一场讲坛，还要到宣恩、孝昌开展“中外经典儿童电影乡村行”，建立影视教育基地，持续将经典儿童影视作品送到孩子们身边，会同中国电影博物馆等单位开展“少儿电影配音活动”，让优秀儿童影视作品涵养少年儿童精神世界。

【访谈】

■ 儿童电影不能过于“低龄化”

读 ：中国儿童电影的现状如何？

刘军：儿童电影在我们国家一直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也曾经达到过相当高的水平，有不少上乘之作。近年来，儿童电影的发展迎来了新一波的发展机会，除了斩获公益奖项、促进文化交流以外，儿童电影在市场影响、票房、口碑、类型等诸多方面已经开始了华丽的转身；此外，儿童电影在我们国家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培养影视工作者的路径，很多大导演都是首先拍儿童电影，再来拍大电影。

我国儿童电影的势头不错，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

首先，从影片类型上看，近年儿童电影中动画片占比40%左右，类型比例失衡，而动画片也多是针对低幼龄的观众群体，比如《喜羊羊》《熊出没》等。这些影片很优秀，在儿童电影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但同时也凸显了儿童电影类型的单一和匮乏。不是说这些影片不好，但是儿童电影不能只有这些影片，应该有比较丰富的样式和内容，要积极拓展儿童电影的类型空间，创造出更多老少咸宜的“合家欢”电影。

从影片定位上看，整体趋向低龄化，故事情节及艺术风格较为低幼化，基本只适合低龄儿童，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儿童电影的发展，陪同观看的父母往往会感到幼稚乏味。家长“任务式”而非“欣赏式”的陪同，不利于儿童电影市场的良性发展。家长是极为重要的儿童电影潜在受众群体，他们往往掌握儿童观影的选择权。

其次，当下儿童电影还面临生产与消费脱节的问题。一方面，2002年以来，儿童电影的产量在逐年增长，在电影总产量中基本保持10%左右的占比。比如，2010年有55部儿童影片，占全部526部国产影片的10.45%。应该说，这一比例在世界上算是不低的。另一方面，青少年在商业电影院和学校里却几乎看不到儿童影片的身影。2013年，儿童电影在院线发行的250部国产电影中只占2.4%；进一步说，即便进入影院放映，许多儿童电影也是“一日游”，根本乏人问津。这其中最主要原因在于儿童片生产的产业支持与市场商业性机制脱节。每年生产一两百部儿童电影，但是生产出来后并没有进入到真正的消费环节，它所获得的回报不是靠观众来的，而是从第三方来的，靠各种补贴和扶持，这不利于长期发展。

从创作情况来讲，儿童影片现在质量好的不是太多。因为我刚才说的“生产与消费脱节”，导致不用做任何院线发行就已经回本，还能挣钱，这样出来的质量就不是太高。但是还是有一些大IP成长起来，能够在院线取得好的成绩，得到观众认可。

现在的大环境对发展儿童电影是很有利的，除了国家政策层面之外，新技术的发展也是一大利好。我作为北京电影学院科研处处长、“未来影像”高精尖创新中心副主任，对这一块很有感触。

比如，儿童电影里头一般都有个吉祥物，就像《长江7号》里的“七仔”或者《捉妖记》里的“胡巴”，这种东西以前是很难做的。现在用新技术，我可以瞬间让它生成100个各式各样的“胡巴”，导演再不用自己想破脑袋。电脑三维动画合成、动作捕捉、生成渲染，这些新技术可以大幅度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压缩工期，为儿童影片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少年儿童急需提升媒介素养

读 ：在“艺术新课标”里要求设置影视课程。对于开展影视教育，提高学生的媒介素养，您有什么看法？

刘军：电影是人类艺术之花，是艺术王冠上的明珠。作为重要的大众传播媒介，其强大的艺术感染力和情感传达力量，更是少年儿童群体人格发展和知识体系建构的重要来源，对他们的成长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建立有着直接而深刻的影响。国际社会从20世纪30年代初就成立了相应的教育电影联盟。

特别是在全球化发展和数字技术革命后的今天，人类步入“影像为王”的时代。各类艺术影像、纪实影像、生活影像等等，无不以一种高清晰的、大信息量的、持续不断的、高沉浸度的感官体验影响着受众。多样纷杂、泥沙俱下、鱼目混珠的影像信息，使人难以避让、筛选，对于处在中小学教育阶段的儿童、青少年群体而言，在他们的读写知识教育、体能教育之外，尤其急需提升相关的媒介素养。

世界上的电影基础教育基本分为三种模式。一种是大众素养模式，以电影观赏为主；第二种是校本课程模式，各个学校根据自己国家、自己学校的特色，自主开设，主要以服务其他学科教学为主，比如，看电影，学英语、历史、地理等内容；第三种是地方课程和国家课程模式，电影教育得以统一的课程方式进入到基础教育体系中来。

欧洲国家对青少年电影教育的探索一直走在世界前列，英国、法国和北欧等国家都有着悠久的传统，不仅有着发达的第一种模式教育，而且第二、第三种模式也非常发达。在北欧国家，不仅儿童电影的影片产量通常占到国产影片的10%以上，芬兰、丹麦等国，更是在社区成立专门的影像文化培训中心，负责承担周围中小学校的学生电影教育。

国内的第二种模式电影教育，目前已经由教育部设立了10个影视教育实验区，在上海、山东、北京、四川、广东等地的中小学开展。电影教育大多作为一种基础教育教学改革的实践，以校本课程的形式展开。山东淄博、深圳等地，还有学校和教育机构出版了地方性的教材，但大多是结合文化、英语、历史等其他学科的学习而编写的。

第三种模式的电影教育，目前以英法等国的实践最为系统和成果丰富。我们国家也在陕西省进行试验。从2017年开始，陕西省教育厅专发文件，在全省的高中统一开设《电影艺术与欣赏》课程，并出版了统一的地方课程教材。

从国际的经验来看，中小学的电影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有些国家，都是从法规的高度，将整个电影教育纳入国民教育的体系。而这个系统的工程，最后还要以电影教育课程的形式予以落实。小学、初中、高中，都应有不同内容、互相衔接、贯穿始终的统一课程原则。同时，还要有相应的体系课程安排，来保障课程内容的良好实现。

要注意的是，在观念上扭转，不能把电影教育等同于“放电影”。这样，受应试教育观念的影响，学校把教学的重心偏向于传统科目，就会觉得电影教育耽误学生学习、增加教学安排麻烦，缺乏开展电影教育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课程体系建设是我国中小学电影教育的核心。只有抓紧核心，科学遵循课程课题的各方面原则，才能保证教学过程能够实现创造性优化，激发和培养中小学生对电影艺术的长久兴趣。通过电影教育课程体系的综合实施，最终达到让中小学生具备相应的电影媒介观、电影基础知识、分析批判能力，提升其艺术审美、鉴赏、创造能力，这是他们未来接受电影专业教育、讲述中国故事、建设中国先进文化的重要基础。

好的儿童电影首先需要好的剧本

读 ：去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动画片《中国奇谭》，其实在网上的反响还挺好的，但是有一些家长觉得好像画风不太适合小朋友，您对这个怎么看？

刘军：动画这种形式本身就包含成人动画，它的观众对象不仅限于儿童。另一方面，也要相信孩子的能力，不能低估他们。孩子其实需要接触丰富多彩的、多元的内容，这样锻炼他们辨别的本领，温室里的花朵长不大。所以我觉得有些东西不是洪水猛兽，关键是如何辨别引导。

儿童电影最重要的是传递真善美的价值观，培养孩子们辨别是非的能力，以及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展示伤痛、困境的电影，像《唐山大地震》，难道就不能给孩子放吗？在面临灾难的时候，我们依然要克服困难，我们要能战胜灾难，战胜黑暗，重新获得成长，要升华，要让他们看到出路。

读 ：拍摄儿童电影是否有特殊的难点？如何拍出有中国气派的儿童电影佳作？

刘军：难点就在于我们是成年人，我们要抓住小孩关心的是什么东西并不容易，要追求“儿童本位”，一定要让儿童自己觉得这个事是跟他相关的东西，他才喜欢看。

好的儿童电影首先需要好的剧本，真正高质量的剧本来自儿童文学。其实所有的好电影都是这样，有一个好的文学基础。

所以，首先还是解决剧本问题。在剧本创作队伍里，对中国文化真正了解的人还是比较缺失的，能够做到融通中外，从具体的物件上的美，再到价值观层面上的“大美”，能够打通的人少，能够基于中国那种智慧再去进行创作的更少之又少，所以我觉得首先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儿童电影创作应注重中华传统文化的活化和传承，创造出更多能够引起儿童共鸣的“中国故事”。《西游记之大圣归来》正是极佳的例子，这部影片对经典名著《西游记》的改编既让少年儿童欣赏到了耳目一新的精彩故事，同时更是激发了他们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浓厚兴趣。

其次，还是要有很好的机制来保障它，能够着眼于我们国家的优质文化IP、优秀内容建设，这需要比较长期的运作，才能出文化精品。

要紧紧抓住新技术发展的契机，一方面将儿童好奇的新技术纳入儿童电影的创作内容，另一方面，积极利用互联网络、手机社交媒体等手段，把儿童电影与孩子们的学习、游戏、交往等活动连接起来，消除电影与儿童的隔离空间。

国际交流与合作要加强。创作者们应努力在制作理念、制作技术、电影文化活动等方面向国际学习，共享优秀的资源和创作经验。让中国儿童电影成为世界电影市场、世界电影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让当代儿童电影成为我们国家、民族文化的重要表征，成为文化输出的重要形式，成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载体和让世界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担负起将中华文化推向世界的重任。

（长江日报记者李煦）

【编辑：张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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